随着勇、杨一民等人腐败问题的曝光，中国足球未来到底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在众说纷纭中，作为选项之一的“举国体制”也再次吸引了媒体的目光。有人认为，业界早有整体废除“举国体制”的呼吁，如果中国足球回到“举国体制”完全是历史的倒退。

　　对此，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虽然反映了一些问题，但是也有过于片面之嫌。中国足球走了十多年的“职业化”道路，但它能和“举国体制”完全割裂吗？由于足管中心和中国足协实际上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因此中国足球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举国体制”，可能只能算是在其之下，一个体育单项发展模式的探索。所以，中国足球的现行的职业化体制与“举国体制”是不能完全对立的。

　　任何一项事业的改革都不能通过简单地废除旧制度来实现，首先需要的是研究透彻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用什么样的方案来替代。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我国缺乏发展体育事业的经验，于是就效仿前苏联实行“举国体制”。它的最大特点在于能快速“聚力”，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过去的六十年中，“举国体制”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快速成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体育在国际体坛的影响力。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勇夺“金牌第一”的辉煌成就，就是这一优势的最佳印证。

　　不过，现在看，这种传统模式下的“举国体制”的确出现了资源和权力向某一部门或某一个人过度集中，甚至出现个别官员腐败等问题。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奥运会上金牌多的国家，大多不是“举国体制”，他们的政府里有的没有体育部门，有的是和青年、卫生等行业并在一个部，只管一点宏观政策，并无下属机构。发达国家的奥委会也大多是临时机构。各个运动的全国性协会都是在俱乐部基础上的行业协会，由各俱乐部推选领导，商订规则，管理日常的比赛。出了事情自有国家的法律解决。2006年的意大利足球丑闻，就是意大利法院和足球协会成立的特别法庭审判和宣布了对卷入假球丑闻的球队的处罚决定，几大意甲豪门受到严惩。案发时的尤文图斯俱乐部总经理莫吉、意大利足协主席卡莱罗等21名官员、裁判员和运动员受到法律的处罚。

　　其实，通过建立广泛的群众体育基础，选拔出优秀的人才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性比赛才是一个既能取得优异的比赛成绩，又能提高人民整体健康水平的两全齐美的办法。奥运会上菲尔普斯领衔的美国游泳队独领风骚，但它却不是一支常设的国家队，而是赛前拼凑起来的选拔队。还有强大的澳大利亚游泳队、美国田径队，甚至无人不知的美国男篮“梦八队”也是通过选拔产生的。去过美国的人都知道，美国体育设施之完善、大众体育开展之广泛处处都能感受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向晚，乘汽车或火车出行，窗外不断闪过正在比赛的绿茵场；入夜，飞机起飞下降，灯火通明的球场十分醒目。统计表明：美国绝大多数中学有灯光草皮球场；美国每一万人就有五片网球场；全世界2/3的游泳池在美国……这类数据还可以举出很多。我们与美国的绝对数字就相差很多，按人口比相差更远，比如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每20万人还分不到一片网球场。在西北的贫困地区，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县找不到一块像样儿的运动场。

　　北京奥运会后，无论是官方、学界还是民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奥运金牌和体育强国之间不应该简单划等号。中国体育工作更重要的目标是全国人口中常年参加体育锻炼的百分比。毕竟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可能还有成千上万的农村少年儿童平生没踢过足球、没有在标准球台上打一次乒乓球。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有些差距并不奇怪。不过，在经济高速发展、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充分考虑亿万人民的体育锻炼和身体健康，的确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因此，中国体育事业的改革不应该完全把焦点放在“举国体制”简单的存废上。正如前文所述，“举国体制”的优势在于“聚力”，尽管从当前看，如何“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比如何“聚力”更为迫切，但若探索出一条既能保持“聚力”优势，又能革新“施力”方向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那岂不更是如虎添翼？

　　目前，有专业之士建议从我国普及率高、优势明显的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开始试点，将国家养运动队、科研所、训练基地的经费花在大众体育上，让全国打乒乓球、羽毛球的人都有地方打。每有大赛，就通过层层选拔产生国家队，我想这样选出的中国乒乓球队、中国羽毛球队照样能在奥运会、世锦赛上拿金牌。